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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学的前世今生――王焱谈经学与现代社会之一

来源:手机网投平台网站 发布日期:2007-10-15  作者:21世纪经济报道 作者:王焱 点击量:

经学的前世今生――王焱谈经学与现代社会之一

采 访: 叶渔(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

受访者: 王焱(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)

◇在李零教授《丧家狗》出版研讨会上,王老师发言很简短,后来你说要写一篇文章,从李零的书谈开去,讨论相关问题。您方便谈一下,您打算讨论哪些问题吗?

◆那天座谈会来的人很多,有一些是比我年长的朋友,所以我讲得比较简略,没想到那么简短的发言,整理出来的记录还是不完整的,遗漏了很多。

记得在九十年代前期,我和葛兆光、冯统为辽宁教育出版社策划了一套《国学丛书》,请张岱年先生担任主编。有一次我向张先生请教经学方面应当出些什么书。张先生非常肯定地说,经学已经死亡。当时人们都没有想到,不久,从蒋庆的《公羊学引论》到晚近的李泽厚、钱穆,以及于丹和李零,古老的经学又再度复活了。为了有别于传统经学,我们可以称之为“新经学”。

新经学与老经学既有承继关系,同时也有由于时代变化而带来的若干特色。从围绕李零的《丧家狗》引起的激烈争议可以看到,新经学继承了老经学内部的对立与紧张。李零对于《论语》的解读,运用的是历史考证和文字训诂方法,这是古代正宗的治经方法。他给人们提供了一个比较信实可靠的《论语》读本。除了对于书名的争议外,其实很多批评来源于传统经学内部原有的分歧。

在清代经学里边存在着今古汉宋之争,即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、汉学和宋学之间的争论。这个经学内部的冲突或者对立,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。此外还有一个经学如何回应现代性挑战的问题。1840年以后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以后,欧风东渐,李鸿章曾经惊呼这是“三千年未有之变局”。那时候经学在学术方面依然居于独尊的地位,因此,首先要从这一方面作出回应。当时经学有两大门户即康有为和章太炎,前者代表了今文经学,后者是古文经学大师。康有为的经学,随着百日维新的失败一同被埋葬了;而认为经学的目的在于“求是”,反对康氏任意附会政治的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,却不受影响。章太炎被人称作“革命家”,其实他的革命只是单纯的所谓“种族革命”,即只要换上汉族人主政,政体不必变,只要“以刀笔吏守法,循资格用人”这两条就行了。作为国学大师,章太炎有很多精辟见解,但是他在政治方面的见识,其实还不如李鸿章。康有为的政治事业虽然失败了,但其经学影响却扩散到了其他学术领域中,然后才有了五四的这种比较激进的反传统思潮。由此可以看出,经学与政治,保守与激进的关系,颇为复杂、吊诡。

◇有的批评者认为,李零这种以历史考证解经的方法,是饾饤琐细之学,颠覆了儒家的意义系统。您如何看?

◆我觉得这种说法,恰好把事情说拧了。因为从经学史来看,不是以历史考证方法治经的古文学派,而是康有为的今文公羊之学最终颠覆了儒家的经学。而且,既然指斥李零是繁复琐细的单纯考证,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力量颠覆两千年来的儒学意义系统呢?我们知道,考据只会与考据冲突,只有义理才会和义理相冲突。实际上,他们不满的不是李零的考证方法,而是对李零在这一考证基础上发挥的义理,他们不赞同。

◇这是不是因为李零肯定了五四的新文化运动,所以才会给不熟悉经学史的人以错觉呢?

◆很有可能。李零虽然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正面意义,甚至提出要放弃过去经学门派的师法家法,但是他实际上的立场和方法还是标准的古文经学立场。

这个儒学内部今文与古文学派的分歧,为什么到了现代还依然存在紧张和对立呢?简单说,今文经学是一种神学的政治解经学,把孔子说成是神或者儒教的教主,认为六经是孔子自己创作的,并且主张模仿基督教成立全国性的儒教组织,但是这些主张却没有什么历史文献证据。康有为本来从学于理学大师朱次琦的门下,后来遇到今文经学家廖平,看到了廖平的一些经学手稿,觉得可以用今文经学的公羊学来作为论证维新变法的理论武器,于是先后写作了《孔子改制考》和《新学伪经考》。康有为用这一套为变法维新作论证,结果名声大震,弄得后来廖平到处跟人家抱怨,说康有为抄袭了他的经学著作。不过廖平是纯粹的经师,他的经学和政治没什么关联,倒是康有为把今文经学引入政治领域之后,就变成了维新变法的一种意识形态。

尽管今天看来,康有为的变法其实还是很保守的,连君主立宪也没有提上日程,但是作为其变法纲领的这个经学基础却是非常激进的,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,清朝逊位帝制终结以后,康有为还在那儿拼命保皇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大家都认为他是很保守的人,但是他的那种激进的经学思想,却在思想学术方面直接促成了后来的那种反传统思潮的崛起。为什么会是这样呢?

今文公羊学派不认为《春秋》是一部历史书,而认为这是一部神学预言之书,他们在解读《春秋》经的时候,反对运用历史考证方法,就像章太炎痛斥康有为时说的“视一切历史为刍狗”,而主张运用解读神学符号的方法来解经,这就颠覆了儒家经书的历史基础。后来历史学上的所谓“疑古学派”其实就是由此发端的。

古代经学假定天下的真理都包含在圣人的经书里头,所以认识真理要从解经入手。从表面上看,经学的争论,争的都是孔子与儒学的陈年老事,但实际上是在讲当代的政治。不同的经学主张落实到政治世界里头,那就是面对现代性的挑战,激进的改革和渐进的改良,乃至认为今不如昔的强势政治保守主义之间的分歧与对立。关键的问题是,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应当安放在什么地方,用现代学术的语言来说,是神学,是哲学,还是历史?这在儒学内部是有冲突的。

◇依我的理解,李零老师对五四运动的肯定,针对的是新儒家对于五四的批评,他们认为,五四运动割裂了传统和现代,激进的态度导致了很多问题的出现。所以他更强调五四的积极意义。比如崔东壁和顾颉刚的最大的分歧,崔东壁怀疑的只是古史,他不会疑经。而顾颉刚既疑古史也疑经。另外一方面,胡适把孔子当成诸子,李零认为这是一种历史的还原,其实孔子的儒家就是百家之一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讲,五四首先是破除了经学的独尊地位。

◆这个问题就复杂了。有学者说“没有晚清,何来五四?”说得很好。其实清代中晚时期即已经有了诸子学的兴起。五四破除了经学的独尊地位,当时很多人主张孔子也是诸子之一,并没有什么神圣可言,强调要用一种现代学术的眼光,去重新看待孔子和诸子百家。但即使是在持这种观点的人们中间,也有好多不同的地方,比如说王国维,他不但尊经,辛亥革命以后还留着小辫,政治立场上也很保守。但是当张之洞反对在新式大学里建立哲学学科,而主张只设立经学学科时,王国维就给张之洞写信说,假如儒家真有智慧和真理,列在诸子里也无所谓;假如它没什么道理,你就把它尊为经也没什么用。五四到现在将近百年了,为什么儒家的经学又冒出来了?可见对于中国人来说,它比诸子还是要重要一些。

古代经学有所谓“六经皆史”的说法,意义很深,至今也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诠释和理解。这实际上告诉我们,儒家的这一套观念系统是依附在华夏社会的历史系统的基础上的,你要把中国的古史系统颠覆了,儒家的这一套观念系统也就完了。康有为对儒学的破坏,主要是颠覆了儒家的古史系统,历史变得不可信了,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颠覆包括经学在内的整个儒家的地位。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,然而他自己还弄不明白。辛亥革命以后他还在那儿狂呼尊王,他不知道他的浪漫主义解经学早已经把这一套颠覆掉了。有很多学人在政治层面上并不以康有为的保王主张为然,但在思想上却接受了他的经学思维方式,把古史都看作是伪造的,认为都是后人“层累地”编造出来的。既然三皇五帝都不存在,认为三代是黄金时代的儒家还怎么能够立足呢?康有为在政治上是比较急功近利的,他为了给改革建构一套意识形态,顾不上瞻前顾后。他的变法固然后来是失败了,假如真能成功,他打造出的究竟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开放社会,还是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国家,也还是很难说。

康有为的公羊学认为孔子是通天大教主,也是中国人的王,但是孔子又没当过王,所以说是“素王”。也就是社会心目中把他当做王,实际上不是王,这就变成政教合一的一个政治象征了。相反,古文经学家更尊崇的是周公,他们认为周公是中国政治传统的开创者,孔子是学术传统开创者。周公是创造了典章制度;孔子则是保存、发扬、继承、传授这些被称作“周文”的政治文化遗产,使其能够传承和延续下去。古文经学心目中的孔子是一个历史学家,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,是一个保存古代文化遗产,传授古代文化的一个人。今文经学则认为孔子是一身而二任焉,是中国政治与学术两个传统的开创者,六经都是孔子创作的,孔子是人神合一的,他们用神学的解经学来解读六经和孔子,于是就把孔子当成了耶稣那样的创教者。实际上今文经学中有很多谶纬迷信等神神鬼鬼的东西,这与基督教神学天然具有一定的亲和性;古文经学更强调理性,不讲什么怪力乱神。这两种经学发展到晚清,面临内忧外患社会动荡,立场就鲜明和对立起来。康有为就把那套神学的东西和基督教比附,西方人为什么强,文化上有基督教,中国也得把孔子塑造成一个耶稣,像西方人崇敬耶稣一样崇敬孔子,然后才能凝聚成一个现代国家。再者从哲学上来说,把孔子神化了,可以借助神化的孔子建构一个主体性,来发挥他的那一套政治哲学、政治理想。

一般人把古文经学家看成单纯的历史考据学者,没有什么政治意义可言。其实在真正杰出的古文经学家那儿,同样也能发挥出一套政治哲学来,主要的典型像顾炎武、戴震等人即是。当然,在汉学家的末流那里没有多少义理,往往是就考据言考据,甚至在不应有疑处质疑,鸡毛蒜皮的小事也能洋洋洒洒考证一大堆。但是古文经学的领军人物却是富于政治意识的,而且比今文经学那一套更为纯正。

◇按我的理解,李零老师主要破除的是宋学对历史的曲解,包括海外新儒学。

◆我看李零的书,实际上是既破宋学,也破今文经学。他说他解读《论语》目的是批三个东西,即将儒学“宗教化、政治化、道德化”。政治化是今文经学,宗教化也是今文经学,道德化则是宋明理学。我觉得他的这个指向是很明显的。他在解读《论语》的过程中阐释的一些观点,其实都是古文经学家的立场和观点。比如,强调孔子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,是一个历史学者,孔子的主要的功绩不是创作,不是立法者,而是存古和教育等等,很多方面都发扬了古文经学家特别是章太炎的一些主张。

宋代理学是为了回应佛教挑战,援释道两家入儒,为儒学打造出的一套道德形上学。近代有一些学者认为,回应现代性的挑战,可以用对宋明理学“接着讲”的办法。海外新儒家便是循此路径,力图从道德主体开出认识主体和政治主体,或者说开出科学与民主来。尽管这一努力并不成功,但至少他们具有这一回应现代性挑战的明确意识。李零的书,在这一点上更具有现代意识,在他看来,孔子用道德转化政治的失败,证明这一路径是一个乌托邦。政治并不是一个讲究道德的领域,应当是把政治的东西归还给政治,把道德的东西归还给道德。他在道德方面更强调制度的作用。

◇关于《丧家狗》的讨论,现在可以说基本上告一段落了。您参加过出版研讨,也曾参加过凤凰卫视组织的节目。应该算是“参与者”,回头去看,您怎么评价这本书引起的争论?

◆因为像我刚才说的,传统经学内部的这种分野、以及相互对立的立场和观点,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。现在一讲经学,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它就又重新出现了。但是一个孔子,可以多元阐释,多元表述。儒学原本就比较富于包容性,不必过于褊狭。章太炎曾经说中国文化是“志尽于有生,语绝于无验”,因此,历史学特别是历史考证学的成果,应当成为当代儒家各流派阐释经书的一个基础。

原载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2007年7月21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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